【转载】如何反驳“穷人不配生孩子”的观点?

来源:https://zhuanlan.zhihu.com/p/50116249
作者:赵皓阳
已于2018年12月2日获得原作者免费授权转载


社交网络上这一种论调很普遍:穷人不应当生孩子,因为贫穷会代际传递下去。

同时在一些有关穷人家遭受苦难的新闻中,下面的评论里也多在指责“父母自私”,以及“这么穷还要把孩子生下来受苦”等言论。

这种观点乍一看有那么点道理,但实质则是谬以千里。从哲学、政治学到社会学、伦理学,都不会支持这样荒谬的论据。

(一)

先从哲学角度来谈,近代资本主义指导思想奠基人霍布斯和洛克,提出了“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概念。霍布斯哲学体系里“自然法”就是“理性的命令”,是一种客观规律。自然状态中的权利拥有来自“自然法”的保障,人们根据自然法行使权利,自然法维护人们在自然状态中的权利不受来自他人的任意干涉和侵犯。洛克进一步引申,自然权利包括什么呢:生命、自由、财产。而人们让渡这些自然权利才组成了社会、国家、政府。这一哲学基础进而发展出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资产阶级的金科玉律。

这里可以看到,自然权利首先是生命权,然后才有其他。按照马克思的划分,人的本质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你求偶生育繁殖,是属于人自然属性的部分;你有没有钱,是社会属性的一部分。而生孩子则是人的基本自然权利,这即便在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中,也是高于其他的,更不要说以人本主义和人文关怀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思想了。

我在《穷人的生命权与知识产权——<我不是药神>中的核心矛盾如何破解》这篇文章中也提到过,全世界的立法思想都是生命权大于财产权。就比如说一些危机状态下损害财产不用赔偿;比如说真正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可以申请破产,但不能被限制人身自由。换句话讲,黄世仁把杨白劳的饺子拿去抵债都可以,但是不能动喜儿一丝一毫,这是文明社会的根基。但如果是严重遗传病,对于后代来说会产生身体损害,也是自然层面的问题,是可以被限制的。

所以从根本上讲,“穷”这个社会财产上的概念,是不足以去规范人的自然权利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用是否有钱来去批判别人生孩子的行为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钱”这个东西太重要了,规定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来自资本的“异化”。但事实上,有些东西“钱”不应当也无法去规定的。

人类繁殖这个事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不需要强制某些人一定要生孩子或者不能生孩子,我们把问题缩小,按照“穷人不配生孩子”那些人的逻辑出发,往上数个两三辈,谁家没过过穷日子呢,那他们的父母也不配被生出来。

(二)

首先我们明确了这个问题:“钱”的多寡无法规定人有没有生孩子的权利。那么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穷人不应该为他们生孩子的行为受到道德谴责。

要滤清道德谴责的问题,我们就要先讲一讲“道德应得”的概念。

巴菲特在他授权的传记《滚雪球》中提到一个概念:“卵巢彩票”: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条件就很优越。我的家庭环境很好,因为家里人谈论的都是趣事;我的父母很有才智;我在好学校上学。我认为,我的父母是世界上最好的。这非常重要。我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我真的不想要。但是我在恰当的时间出生在一个好地方,我抽中了‘卵巢彩票’。”

他说:“我的财富还要拜以下三点所赐:生在美国,一点幸运基因,以及广泛的兴趣。我和我的孩子都有幸赢得了我所说的“卵巢彩票”(以我为例,上世纪30年代能够出生在美国的几率是30:1,加之作为一名白人男性,我得以规避当时社会许多人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生活在这样一个间或产生扭曲结果的市场体系(尽管整体上看这个体系为我们的国家谋得福利),不得不说我的幸运更凸显出来。

有关原生家庭与阶级晋升的讨论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这通俗点讲就是“投胎是一门技术活”。像王思聪那样,出生就是开挂模式;而更多的人则是出生在普通家庭中,也有不少“运气欠佳”的人在“不配生孩子”的穷人家庭中降临。

美国哲学家、思想家、社会学家罗尔斯把这样一种投胎的随机性提炼为了一个哲学场景:“无知之幕”。我们是几个准备投胎的受精卵,在一片厚厚的帘子后面,前方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是究竟投胎到比尔盖茨家呢,还是投胎到新德里的平民窟呢?我们的相貌是倾国倾城呢,还是泯然众人呢?我们的身体是有运动员的潜质呢,还是一个不幸的残疾人呢?谁都不知道,一切都来源于随机。

而随机性,不能构成道德的必要条件。

罗尔斯沿用了康德的道德观——道德是排出偶然性的、由至高的理性指导的。原始状态和正义原则可以被看成是对康德的自律和绝对律令的一种程序性说明。罗尔斯认为,分配公正和奖励到的应得无关,通俗点讲,这些“富二代”们只是运气好,这些并不是他们应得的东西。罗尔斯进一步指出,岂止是富二代,就连“富一代”们的成就和财富,也不是他们“应得”的。所有的成功人士经常忽视她们成功所具有的偶然性方面,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我拥有企业家头脑;在封建社会,我擅长在官场中左右逢源;在社会主义集体农场中,我力气大,能挣更多的工分……——那么这等等的一切,都是与随机性有关。更何况,无论历史还是当今,很多“富人”的资本原始积累,都是践踏法律和道德得来的,就更不具备道德性的肯定。

我们可以简要地说一下结论:诸如王健林、王思聪等人,对于其自身财富并不具有“道德应得”;同样,那些穷人也不应因自己的贫穷而受到任何的“道德谴责”。

我一直在说这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实中很多穷人一生就生很多孩子,更加剧了经济条件的恶化,于是招致了很多网友的批评:你穷还好意思生那么多?但事实上是,他们就没有那种先进的意识,贫穷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他们不是不想,而是压根就不知道,也没机会去“知道”。所以我说,我们要消灭的是贫穷,而不是要消灭贫穷人口。你让人不生孩子算什么事吗。相关阅读:《生而贫穷》

(三)

我在《从“化妆不自由”到“娘炮误国”:当代弱势群体的普遍困境》说过,你爱怎么化妆怎么化妆,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化个妆为自己睡得香都没人管,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我们讨论的是许多场合女性被强行要求化妆的社会问题。同理,你要是觉得自己不能给我自己孩子一个很好的生活,觉得他成长期可能会因为自己的经济实力不足而受委屈,所以选择不生孩子,完全没有问题,这同样是个人选择。而本文讨论的是不应给予生孩子的穷人道德谴责这个社会问题。

其实说一个很残酷的历史,我们现在能在探讨“穷人应不应该生孩子”,是一种进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绝大多数穷人,都绝后了。

民国时期美国记者白修德调查了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他发现无论多穷的佃农,往上数个三四辈,每个人竟然都是地主的亲戚;再往上数个几辈,他们都是一家人、一个父亲(不一定是一个母亲哦)。换而言之,就是几代之前大地主给几个儿子分地,儿子们再给他们的儿子分地,几代之后就形成了土地相对平均的局面。然而那些不是地主这一脉出来的农民怎么样呢?不好意思,他们都绝户了。这个绝户是什么意思呢,有可能是丧失土地成为了流民,有可能是英年早逝,最大的可能还是娶不到老婆,毕竟地主老爷是要三妻四妾的嘛。

什么叫“吃人的旧社会”呢,就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学者王铭铭有一篇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论文:《村落姓氏与权力》,文章中他统计了山东威海以大姓为主的村落比例,发现在威海,只有9%的村落是各姓氏杂居。作者又对比了台湾的数据,这二者又惊人地一致:即一姓村和主姓村占绝对多数是传统农村的普遍状态和最终稳定态。从多代人的时间尺度来看,小姓氏农户要么绝户,要么被迫迁徙。即农户之间的竞争非常野蛮残酷,能留在村里的农户大都是有血缘关系缓和竞争压力的大姓氏农户;那些小姓氏的农户承受的竞争压力比大姓氏的大,还没有足够的同族人来增加自己的抗风险能力,所以迅速地在大多数村庄里“消失”了。这种快速淘汰是通过远超现代人想象的死亡率来实现的。

这就跟我说“福利社会养懒汉”的问题一样,非福利社会,同样会有这样多的失业人口,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工作意愿的问题;区别在于,非福利社会的失业人口往往会“边缘淡化”:要么饿死街头,要么进入更低级的产业——比如回家种地,而一块地本来三个人种,现在失业人口回家了变成四个人种,这其中的差别是难以反映在统计数据上的。所以说“福利社会养懒汉”有时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也就是福利社会失业人口才活得下去、你才看得见。能让一段时间内工作不顺的人能活下去,这也是人文关怀不是?

所以说我们现在能探讨这个问题,终究还是因为穷人的孩子能活下去了,之前这根本不能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大环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某些人提出“穷人不应当生孩子”,是鼠目寸光的。需要注意的是,整个网络上弥漫着一种极其恐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令人作呕的恶臭精英主义的思潮。更让人悲哀的是,秉持着这一理念的人并不是什么顶层阶级和社会精英,他们仅仅是比最底层人民过得稍微好一点“吃饱了撑的开始怼天怼地”的那种智障。殊不知按照某些人信奉的“社会达尔文逻辑”,等他们歧视完了最底层的人,自己就成了第二波被消灭的蟑螂。

(四)

最后再回到“穷人应不应该生孩子”的问题。我之前的文章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钱固然重要,但钱不能去规定一切。具体到孩子成长这个问题,影响因素就有很多,不单单是“穷”“富”就能二元划分的。

比如对孩子的爱,比如陪伴和教育。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是我见得太多了。很多条件不是很好的家庭,孩子依然能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勤劳、善良、正直等品质,平凡而充实的过着日子,并不是只有买到Prada的包包人生才有存在的意义。

我在北京有许多ABC(American Born Chinese)朋友,也不一定出生在美国,大多是很小就丢到了美国读书生活。他们的父母虽然很有钱,但还没到那种可以靠资本增值躺着过日子的资本家,大多数都是公司高管、技术大牛、国企领导、医院院长、资深律师类似这些,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挣得多且特别忙。我这些朋友们基本小学初中就被丢到了美国的私立寄宿学校,寒暑假回来了也见不着几次家长的面,除了钱给足之外完全处在放养阶段,我经常调侃说你们简直就是“富裕版的留守儿童”。

虽然这些“留守儿童”因为其贵族精英的出身,成材率往往很高——这也是理所应当,但也出现了很多的极端现象。比如说他们很小年纪享受的阈值就被拉满了,因为不缺钱,各种奢侈品,各种名车名表香水包包,各种帅哥美女一样不缺。阈值拉满了怎么办,只能追求更高更危险的刺激,比如各种滥交sex party,笑气飞叶子,最后走到溜冰吸毒这一步。没办法,不然找不到更高级的东西来满足自己飞升的快乐感了。还有一些人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因为所有感官愉悦都拉满了,于是就空虚焦虑,最后抑郁、双相等精神问题接踵而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人在他们身边示范怎样过一个合理的生活,怎样控制自己的阈值避免过度膨胀,怎样处理欲望与需求——纵使他们的父母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孩子们在这种没有陪伴的日子也并不幸福。

从社会层面来讲,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贫穷的代际传承、阶级的固化,更加呼唤公平。他们将会是改变社会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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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 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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