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遗产谈及社会化抚养——养育后代的本能在私有制经济下的异化与解脱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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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私有制就不可能不谈财富来源的问题,自然就难免谈到一种几乎是凭空而得的资产/财富,即遗产。

养育后代是人的动物本能,亲子之情也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父母死后,将生前积累的财富转交给子女,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但是借助这一笔凭空而来的财富,其子女的“富二代”的身份就更加稳固了,也就更加不可能出现阶级跌落。子又传孙,孙又传子,二世三世,十世百世千万世而无穷尽也。我们常说阶级固化,为什么会有阶级固化?当然是因为亲子之间可以有财富传承。

资本家的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财富,以及无形的资产、社会声望等等),都由其子女来继承。资本家的财富没有因为资本家的死亡而回流于社会,没有被全社会重新分配,因此,资产阶级的后代依然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子女继承不了多少遗产,则依然是无产阶级。这就是阶级固化的根本原因。

我们为了推翻私有制,推翻分配不公,就势必要推翻遗产继承的习俗。

资本家生前创造并占据、享用了大量财富,在他死后,如果剩余的财富由全社会重新分配,就产生了一条生态链一样的循环。即没有损害资本家本人(生前)的利益,又使得资本创造的财富回归社会。在正面击败资本家之前,在社会财富仍然被资产阶级完全把持之前,这一循环的建立很可能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过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那么如何来建立这样的循环?如何打破遗产继承造成的阶级固化?

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直接的方法,即遗产税(或者更激进一些,有人提议立法强制收缴全部遗产)。很多国家都开始推行遗产税——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和嘲讽。

这一直接方法之所以被批评,是因为存在两个已经人尽皆知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如何定义遗产。

哪些类型的财富算是遗产?现金、存款、房产、物品、债券、股权、公司所有权等等,目前而言都可以是遗产。其中有一些通常不会再产生新的财富,比如现金和物品,有一些则属于生产资料和资本,可以用之创造或获得新的财富。

死者生前哪些时间段内拥有或获得的财富可以算是遗产?有时候,死者生前所有的一切财富都由其子女自动继承;有时候,又需要根据死者的遗嘱界定范围。

继承者以哪些身份继承的遗产需要收税?亲生子女、收养子女、直系亲属和好友、死者遗嘱指定的非血缘关系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继承遗产。

如何定义需要收税的遗产,就会引出第二个问题:如何阻止避税。

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在法律范围内的合理避税、钻法律条文漏洞的灰色避税,甚至直接违法的偷税漏税,是他们的家常便饭。

可以想见,即便在已经立法征收遗产税的国家,遗产税都是形式大于意义。资本家生前就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财富提前转移给子女,何必等到临死?这难道不是普通人都有的人之常情吗?

就算不直接转移给子女,也可以事先用赠予、捐献等名义,移交到表面上毫无关联的第三方名下,比如慈善基金会,比如以公司的名义收购的房产。之后再通过其他明目转回子女手中。这难道不是资本家避税的一贯伎俩吗?

能大数额收取遗产税,恐怕只有趁着死者意外暴毙、无法及时转移财富,并且司法部门尽快介入清点遗产的过程,才可以做到的吧。

哪怕死者本人不愿意,其子女也会想方设法将其财富吸纳一空。富翁垂死之时眼看着亲生子女为了遗产反目成仇的戏码,已经在现实和戏剧中上演了数千年了,不得不说是人性对私有制的一种无声的讽刺。

综上可知,在现如今的社会环境下,遗产税是一项形式大于意义的行动。说的难听一点,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张签名花哨的空头支票而已。

普通人大多没有避税意识(对法律和统治阶级的恐惧、畏从),通常也不会想到通过第三方避税的途径(缺少人脉、缺少资本信用 ),还可能因为相对富人要承受更多的疾病和意外,而不能及时采取行动来避税。

显而易见,受损失最大的反而会是本来就没有多少遗产可以继承的普通人(穷人)。

遗产这一概念,是文明社会下的人类养育本能的体现。动物时代、原始社会的人类,恐怕没有什么物质层面的东西能当作“遗产”留给子女。

想要取消它,就必须挑战人类最重要的伦理:亲子伦理。

不允许人将自己生前的财富传承给亲生子女,显然是有悖于现有道德伦理的。只有等这一道德伦理开始在人类社会中逐渐淡化,取消遗产才有可能被搬上台面。

亲子伦理这么基本而重要的道德伦理,怎样才可能逐渐淡化呢?

我个人认为,社会化抚养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甚至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

一个对比:爱情也是一个人类本能在文明社会的体现。

“爱情”起源于纯粹的生殖行为(性行为),而又发展到被赋予意义的高级情感(恋爱、夫妻情感)。然而,随着私有制对人的异化,爱情被捆绑到了婚姻之中,成为婚姻的意义“标签”。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婚姻进行了批判,直截了当地指出私有制社会的婚姻本质是利益的结合,“爱情”反而沦为了这一逐利行为的包装和说辞。

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达,人类对纯真自由的爱情的追求也就越来越显现出来:封建时代,人们通过各种文艺作品表达对家族包办婚姻的批判;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性解放运动;当代资本主义时期,同性恋以及各种以往被视为污秽变态的性行为被广泛接受。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造就了一批经济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有能力、有意愿,并开始公开表达摆脱婚姻的宣言。这就是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个例证。

那么,再来看亲子关系,就会明白,它也势必会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达而产生质的改变。追求“亲情自由”一定是社会的必然趋势。

事实上,我们在追求爱情自由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对亲情自由的追求:“专业”的乳母的出现,淡化了母乳喂养这一近乎神圣的亲子互动过程,也替代了很大一部分亲生母亲养护幼儿的工作;私塾的教书先生、作坊的工匠师父、戏班子的班主,则取代了亲生父母教育后代、进而为社会制造人才的责任。这些就是社会化抚养的雏形。然后我们就会想到,其实群居动物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分工了。由此可见,社会化抚养并不是一个新的理念,而是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而发展的。

如何发展?

在现代社会,两个方面的因素的作用在推动着社会化抚养的发展。

宏观方面,资本主义通过两个方式:

一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劳动者个人的业余时间大量减少。劳动者身为父母,用于陪伴子女的时间自然就更少。常年忙于工作而对子女疏于管教,不正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亲子关系吗?

那么在这一前提下,为了能够让父母们继续养育子女,从而可持续获得新生劳动力,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对应的分工职业——也就是刚才说到的乳母和教书先生,在现代社会变成月嫂、幼师、中小学教师等等。

二是消费主义的促进。养育后代作为人生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会产生大量的消费,当然逃不过被消费主义的压榨。除了更大量、更多样的亲子用品之外,很多亲子行为也会因消费主义的推动而出现了替代品:配方奶粉和奶瓶替代了母亲的乳房,智能玩具替代了父母的陪伴嬉戏,自动摇篮替代了父母的怀抱安抚,智能学习机替代了父母的教育启蒙……某种意义上,消费主义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模式。

同样,如同奢侈品对同类产品的市场拉动作用,前面提到的月嫂、教师,也会变成高昂消费的高级产护中心的保育员、富人专属的精英学校或者私人教师——他们甚至可以(至少是声称)做得比亲生父母更到位。

至于现代教育理念开始重视“亲子互动”的意义,则是另外一回事。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才会出现这样的理念的提出(是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事实上反而说明以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教育在不断进化,那么它的进化当然同时也就会不断取代着亲生父母教育子女的职责。

微观方面,则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

物质文明发达必然要带动精神文明的发达。人类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自从“文明”诞生之时就从未停下脚步(当然,异化对自由的禁锢是另外一回事)。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个人自由,就必须有最大程度地压缩劳动时间,包括社会劳动的时间和家务劳动的时间。养育子女显然是一般家庭的家务劳动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妈妈们早就迫不及待地想把孩子们脏乱的房间丢给机器人去收拾了。

那么,随着亲生父母的职能被逐渐替代,我们就会产生一个质疑:社会化抚养是否会造成亲情的沦失?

就像现代常常有人感叹发达的现代社会人心冷漠一样,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指责社会化抚养亵渎了人的“亲情”——然而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非常短视的。

社会化抚养使人们摆脱的,是亲情带来的束缚,更重要的是,摆脱以亲情为名义的利益绑架。当个人作为“子女的养育者”的工作被社会化抚养替代之后,就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喜爱孩子的人反而就有更多时间能够以“子女的亲爱者”来陪伴子女。

社会化抚养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更高效地制造肉体机器(资本主义当然不会这么想),更不是为了制造一群冷漠机械的父母,而是为了把作为劳动者的父母,从繁重的、复杂的、困难的养育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在更多的个人自由时间里拿出更多来陪伴子女,享受不必因养育工作而心力交瘁的亲子互动——这才是更纯粹、更真实、更幸福、更美好的天伦之乐。

那么,回到最初的话题就会发现,社会化抚养取代了父母养育子女的职责的时候,自然就会淡化基于物质利益的“遗产”的作用。

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思路:当我不需要为子女操心未来生存的时候,也就没有必要留下一笔物质财富给他们。我只要留下一些遗物,使子女缅怀我的时候有所寄托就可以了。

至于我的财产,本来它们就来自于社会,那就让它们回归社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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