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计划经济为何效率低? – ATE柏林墙以东 的回答

作者:ATE柏林墙以东
来源: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5437114/answer/594243614
已于2019年2月11日获得原作者授权转载


计划经济效率问题,最好从两个层面去看待。

从宏观物质劳动产出比上看,计划经济效率是绝不低的,供应消费的终端消费产品无论再怎么种类多变,也无非是相对少数的初级产品、中级产品的各种有机组合,引用曹大佐的话就是——“计划经济或许可以给你用不完的面粉和布料,但永远给不了你脏脏包和超短裙”。

毕竟,如果没有巨量宏观物质产出这个大前提,必然是连脏脏包和超短裙的屑儿都没。因此前一句话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是后一句话,曹大佐认为给不了脏脏包和超短裙是计划经济面对市场的正负反馈问题,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分歧所在了。

首先,我们不妨先去了解计划经济的起源。

计划经济是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时间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论述的再总结。

那么时间经济又是什么呢?时间经济是继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之后的一种经济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论述:

“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

即是说,时间经济最根本的一点是节约时间,换句话就是——时间经济的发展是以节约时间为驱动力。一切生产安排都是围绕节约时间这一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才需要将一切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化(注意不是公有化),才需要人们不断去研究、实践并总结出新科学技术来优化人对物的自然关系,相对提高物质产出、消费的量和种类。因为只有花费在物质生产上的必要劳动时间得以通过更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得以缩短,才能释放出更多时间让人们来做诸如教育、文娱、体育等等精神层面的事情,尽可能满足人实现全面发展这一最高需求的愿望。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时间经济无疑是更优的经济形态。

时间经济概念不是未来才有,实际上,也处处体现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是贯穿人类社会各种经济形态中的。就比如,在原始时代,如果猎人捕猎技巧较高,那么他捕获到猎物的概率就会高,相对的获取肉食皮毛的时间就会缩短;而处于商品经济的现代,无论如何,大多数消费者都希望购买到的商品价格更便宜,比如一个人月入3000,整体物价提高了1.5倍,那么这个人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就得多花时间再挣1500,相对的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获取这些生活资料的时间延长了。

而列宁也是根据时间经济概念,提取出计划经济,而问题在于,受限于商品经济框架和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在国家框架、货币交换体系及其衍生资本条件存在的前提下,socialism这一本身应当归属于Kommunismus第一阶段的经济形式,只能以state capitalism这一资本主义的变种形式呈现,并长时间地误导了许多人对于socialism形式的一般理解。

当然,本回答行文目的并非为了借此苛责伟大先行者的历史实践意义,因为无论是苏东还是前三十年,在state capitalism体系下的经济成就是客观存在,有目共睹的。

如曹大佐认为是“正负反馈”的问题,或许符合一般直觉,但实质远非如此。

诸如“市场失灵”、“反馈延滞”这些由一般直觉引起的对计划经济效率问题的解释,并没有从state capitalism体制内部矛盾的角度进行剖析,也就没有发掘出最根本的问题: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同样是依托于货币交换体系而建立起来state capitalism计划经济体制,天生就与【资本增值为目的 利润驱动为导向】的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生产方式所格格不入。

state capitalism在于货币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

我们要知道,在私有制与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的劳动首先表现为私人劳动,劳动行为物化为商品进入社会流通转化成为了【社会劳动】,中间媒介就是商品货币。

商品货币的信用力量,源于一般等价物中发展出来的普遍的所有权分离的交换契约,这充分给予了物化的私人劳动得以进行普遍交换的可能,将一切【异质】的私人劳动行为相互联系起来,转化并共同构成了一种在商品经济生产交换的【同质】的相互依存关系。

商品货币这种【异质】劳动关系转化为【同质】交换依存关系的力量,会导致人们对于所有权的形式的认知造成根本性错误。流通中的商品货币代表一定游离的处于与所有者呈分离状态的劳动所有权,因此掌控较多货币的人成为了拥有较多权力的人,于是他就拥有了较多的劳动支配权。而商品货币的私有属性,则保证了货币在没有支付转移的情况,确定了一定范围的这种支配权的权益归属(者)——货币的归属者是谁,劳动的支配权益便归属于谁,这种权益归属绝不可能是全民共有的。

正是这个原因,上世纪各国CP所进行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运动,无一最终不是都堕入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模式和普鲁士国有制的怪圈。

同时,从这个角度去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公guo有制经济成分,与私有制经济成分,虽然组织生产的主体不同,但是在统一的商品货币国家信用背书前提下,它们却是相同的,最大的区别就变成了双方的货币资本和组织体量上的不同。

所以,正如我们不能把【苏联与前三十年的socialism】当成是严格意义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socialism】一样,同样地,当时的诸如打击小生产等一系列看似是消灭私有制的公有化行为,多数都应当理解为是国家资本打击私人资本,或者说官商抑制民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毕竟要知道,state capitalism是bureaucrat集体掌控资本,国家资本流失意味着行政权力被稀释。之所以国家bureaucrat倾向于打击私人小生产,是因为公guo有制经济成分和私有制经济成分虽然能在商品货币体系这一大前提之下共存,但它们之间同样是矛盾与冲突的——这就涉及到了上面提到的关于货币流通转移所造成的权力转移问题的分析。

所以也不难意识到,为什么前三十年一再要严防小生产,因为小生产的无处不在是RMB信用背书导致,相当于直接承认其依存性,如不采取行政手段,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本掌控的货币只会伴随小商品生产、黑市交易流逝到民间,重新形成新的私人资本(当然后来发现,实际上bureaucrat和厂长们都不用这种形式货币积累手段,直接走权力分化路线就能摇身一变成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利润驱动为导向】贯穿资本主义时代,state capitalism也同样如此,之所以上面说【计划经济与资本增值为目的、利润驱动为导向格格不入】,这是相对一般资本主义而言的。state capitalism计划经济同样是受利润驱动,但又不是完全的。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毕竟也受到时间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的指导影响,会呈现出一定“非商品化”的特征,使得许多看似“反资本主义”的特征行为,比如义务教育、分配住房、免费医疗、福利得以在一定范围下实现。确实这些行为看起来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新国际形式条件下原始资本积累所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要实现快速工业化,那么让不识字的文盲具备一定知识,提供一定保健和住房等等这些都是配套,是必要条件,这就相当于是把本能向一般资本主义一样从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所攫取的利润,平摊到了较长远的中后期(而事实也证明,这些看似“反资本主义”的特征行为,最后对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尤其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效果最为明显)。

就像state capitalism毕竟不是socialism,计划经济也不是时间经济,其核算成本与一般资本主义同样是商品货币,而非时间经济是以社会劳动时间。在无法构筑新的劳动核算方式前提下,长期的以一定程度的“去利润化”的方式来发展变种形式资本主义经济,最终遭到被推迟的经济停滞打击是必然的,这一点和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长期后果可谓殊途同归。

资本不分好坏,唯一目的是要最大化增值,而state capitalism只能在【国家bureaucrat掌控】首要前提条件下进行资本增值,这就已经被设条条框框了,但即便在这一框架下国家资本仍会以肉眼看得见的速度进行积累,导致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突破这个框架,这就会使得state capitalism变为一般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当总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商品货币在转移流通过程中已然形成了明显权力分化,许多bureaucrat和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具备足够的权力,要进一步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去冲破这层薄纱窗,也只是时机问题。当然,最根本在于,这种“颠覆”行为,是符合资本主义【资本增值为目的、利润驱动为导向】的,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当然,颠覆state capitalism的行为,毕竟满足的是那个条件下一部分bureaucrat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对于整个领导集体的共同利益而言,自然是不利的,体制的拥护者绝不会坐以待毙,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当然是想尽办法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把更多相对利润高的、有可能因为利润重心转移造成国有资本流失的产业,要么牢牢把控在集体手中,如果不能就干脆严防死守。这就是说,state capitalism发展到了中后期,组织生产首先想到的是【维持】和【控制】,稳定压倒一切。

一切产业都要在符合【在国家资本框架】下的实现利润和资本增值,不符合就要想方设法抑制和打击,那么就会造成一个严重后果,资本主义的创造活力来自于利润驱动,即便这种创造活力受货币核算界限的桎梏是不可持续的,但至少聊胜于无。但是一般条件下小生产,新的部门产业与原有框架的国有资本构成一定资本竞争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在state capitalism经济中形成新的创新活力,于是打击小生产和为了维持核算平衡而限制新产业部门,这种原本目的在于打击国有资本流失与缓解核算混乱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了打击创造活力,使得state capitalism在生产上处处自缚手脚,表现出十分消极的影响,加之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本身工业起点比较低以及产业人口较不均衡等因素,使得计划经济的宏观物质产出呈现出中端产品生产有余,终端消费产品相对不足的情况。这使得我们看待计划经济的效率问题时,会得出【对市场正负反馈问题】这种符合一般直觉但并非核心根本的答案,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state capitalism是妄图控制洪水,尽可能让它沿着预定河道走。而一般资本主义就是,冲到哪里,哪里就是河道。

你要问该怎么办,我只能说,我们要做的是消灭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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